离骚香草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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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体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这两个字，从古至今有很多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死，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由于司马迁毕竟距离屈原的时代不久，而且楚辞中也有很多“离忧”之类的词语，“离”不能解释为“离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的时候。《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以及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遏制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没有章法，但实际上是诗人思想感情激荡冲突的反映。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前一部分诗人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生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的坚持自我修养，期望领导君王兴盛祖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受冤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诗人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舜表明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祖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祖国的挚爱之情。

香草和装饰，隐喻了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离骚》中的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圣君的象征，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或象征着贤臣，如“忽反顾以流涕分，哀高丘之无女”;或是自喻，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中的美人描写通常具有夫妇伦理的内涵，而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所以夫妇伦理又是政治关系的象征。屈原的美女形象，有时表达了君臣和谐的理想，有时又表达了不遇明君的悲伤。《离骚》中的夫妇之喻，不仅极其生动形象，而且使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十分感人。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形象，它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中正义的一方。前者如“雇江离与辟芷分，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借用佩服或采摘香草表达加强自己的修养；后者如“兰芷变而不芳分，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分，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传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帏”，借用香草变质、恶草当道来表达世道的衰败。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面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取悦神灵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离骚》中最耐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至于香草和飞升的细节，与《九歌》中的一些描写也很相似。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情节、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人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相对于《诗经》，《离骚》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离骚》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发展而来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面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显然，《离骚》学习借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并且还举“羌、谇、謇、纷、佬、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