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诗作为载道之体的对立物,不仅仅是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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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旨往往具有多义性,艳诗更是如此。《左传》中记载了赋诗言志的传统,《诗经》中大量的诗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情景,因此《诗经》中的艳诗被赋予了超越艳情更丰富的诗旨内涵,楚辞也有香草美人的托喻功用。
康正果先生在《风骚与艳情》中将艳诗诗旨分为“风骚”和“艳情”两类,“风骚”即寓教于诗、于艳诗中兴寄政治理想;“艳情”即言情写色,可细分为抒发男女之情和写色娱情。艳诗在各个时代都有托喻、抒情、娱情等多种诗旨的表达,但是具体到各个时间段,风骚与艳情之旨呈现出不同的沉浮之势。
一、唐代艳诗诗旨及诗旨诠释的新变
(一)唐前艳诗诗旨的衍变
从先秦到南朝,艳诗诗旨基本上呈现出从风骚兴寄到写情写艳的转变。汉儒如郑玄、刘向等人并不从正面认同《诗经》中男女缠绵悱恻之情的存在,他们视郑卫之风为淫邪之风,将孔子不删郑卫之诗的行为理解为警示后人以达到“思无邪”的教化目的,因此《诗经》被汉儒诠释为专门用来记史、美刺、思贤和教化。但是,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对若干首《诗经》的史实进行了辨伪,指出其中部分解释失实。
齐梁艳诗诗旨从风骚托喻变为娱情写色。梁陈时人徐陵在编撰的《玉台新咏》序中说到,因“优游少托,寂寞多闲”而“属意于新诗”(新诗指齐梁宫体诗),此时的宫体诗具有“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娱情解闷的功用。他在《与李那书》中也说到“握之不置,恒如赵璧。玩之不足,同于玉枕。”
可见,诗的功用已从“经国之大业”“润色宏业”渐变为良工巧制的艺术欣赏品。它“意味着诗学观念的新变化,对这些诗人来说,满足对外物的观赏需要成了他们从事创作最直接的动因,而抒情的动机和因素则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因此,齐梁艳诗基本上脱离了风骚传统,进入了审美、娱情和游戏的环节。
魏晋刘宋时期言情的诗篇多了起来,这个时期,诗人们似乎已经疲于写“色”,而衷情于写女子对男子的忠贞、思恋之情。南北朝艳诗由“言情”向着“写色”之旨的演变之路和艳赋由“写色”向“言情”的演变之路恰巧相反。正如胡大雷所说:“赋作描摹女性形象是从外貌形态起步的,而发展至南北朝,渐渐不重外貌形态而注重情感抒发……这过程恰恰与(艳诗)描摹女性形象的进程相反。”
齐梁之前的闺情诗几乎未涉及女性的容貌服饰的描写,及至齐梁尤其是梁代,描写妓女的诗大量出现,女性的色与态再次得到极致地开发。甚至闺情诗也告别了过去单纯写情的质朴状态,开始向写色模态一格转变。若说以往诗歌以“情”胜,那么齐梁诗歌便是以“态”胜。
(二)唐代艳诗诗旨的深化
艳诗的诗旨分为风骚与艳情,艳情又可细分为写情与写色两类。汉末至刘宋的艳诗多为抒情托喻,齐梁艳诗多为娱情。唐诗则主旨皆备,若说齐梁艳诗有“以大艳诗之体”的功用,则唐代艳诗通过诗旨与艺术的升华,达到了“以壮艳诗之体”的效果,唐代艳诗的风骚兴寄比唐前更加细微、深化,唐人通过写妇女来“寄托遥深”,使得艳诗的诗旨内涵广大深厚。
楚辞的“性别改扮”与魏晋的“男性作闺音”使得艳诗出现了双语复调的结构,换言之,即借妇女以达到委曲尽意的目的。正所谓“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妇女与士子在情感体验上的异质同构性,使得女性题材成了男性诗人托喻兴寄的最佳载体。唐代艳诗在兴寄主旨上,超越了唐前借女性写思友之切、君恩淡薄、小人易妒的简单性,扩大了闺音的用途范围,诗旨变得更加广泛和细微。如张籍作《节妇吟》以婉拒李师道的提携。
魏晋南北朝及初唐的男性诗人,批判男性好色无情的诗篇并不多见。魏晋与初盛唐男性诗人不能约束自身寻欢作乐,甚至规劝闺妇不要一味思夫,要懂得及时行乐。如何逊《咏娼妇诗》“谁念当窗牖。相望独盈盈”表现了娼妇对闺妇的不屑,萧纲《妾薄命》、刘希夷《春女行》、王勃《临高台》等诗皆规劝闺妇不要一味忠贞,要及时行乐。
甚至“空窗难独守”之类的女子放荡的思想也被文人放大了。整个六朝及初盛唐几乎没有“经夫妇”“美教化”地说教,此后随着狎妓世风及玄宗政治事件的影响,劝诫之声渐起。第一阶段是以中唐孟郊、白居易等新乐府诗人为主,主要以女子的艰难、哀怨示人,以达到规劝的目的,第二阶段以晚唐曹邺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主,兴起了直接批判社会风气与男子好色的声音。
二、唐代艳诗新变所引发的诗旨诠释问题
(一)托喻功能的泛化
唐代艳诗诗旨的深化为托喻的诗旨诠释说辞提供了机会,从而加大了托喻功能的泛化。《离骚》之后再难发现艳诗有明显的托喻之意,只能从细微处猜度艳诗寄托幽深之处,而唐代诗人开始明确表明自己在“作闺音”以托喻。如李贺在《赠陈商》中说到“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明确表明自己以“臣妾”身份期盼“君恩”照拂。
李商隐也表明自己所作艳诗有“楚山云雨俱有托”“楚天云雨尽堪疑”的托喻之旨。所以魏晋诗人是不言自己托喻而使人纷纷猜疑,唐代一些诗人则因言明自己有托喻的目的,加之唐代艳诗的诗旨趋于深化,这造成了艳诗托喻的解读趋于泛化。
唐代士子往往能够从写女性联想到自身。在六朝的《行路难》体系中,诉说的主要有两大内容,一个为“士子行路难”,一个为“弃妇行路难”,两个主题并未产生混淆和融合。而白居易在《太行路》中从妇女之难、弃妇之悲中感悟到人心之险、君情易覆,从而延展到“士子之难”,发出“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朝承恩,暮赐死”的共情。
唐诗诗旨的深化和唐代诗人坦言借艳诗来托喻,以及由女性及自身的写诗方式进一步地加深了艳诗与诗人自身的联系,使得诠释者结合知人论世的方式对其所作艳诗妄加猜测。张衡生于末世,因此他的《四愁诗》被解释为言志之作,甚至好事者通过添加序来证明其有托喻之意,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此序乃后人伪托,而非衡所作”。
(二)艳诗诠释的本事化
唐代有将艳诗敷衍成故事的癖好,主要是因为唐代艳诗变得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给诠释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崔护《题都城南庄》写“去年今日此门中”遇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而今“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再次盛开,此诗通过写偶遇的场景与无缘再见的怅惘之情,给人留下了关于一段爱恋的想象空间。而戎昱《送零陵妓》其本身就是记录诗人与零陵妓的遭遇,开篇先写倡妓与自己的难分难别,再写“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难怪被诠释出心爱的倡妓被大员强制带走的本事。
杜牧《叹花》“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或许诗人仅仅表达的是惜春之意,但是“花”常用来比喻“女子”,“果实”常被比喻为“子孙”,因此这首具有趣味性的诗成了本事诗,被诠释成诗人重回故地欲再续前缘,而往日情人已结婚生子。其故事的原委真假已不得而知,正是由于唐代艳诗具有了故事性和趣味性,才导致了艳诗出现了本事化的倾向。
本事诗作为对艳诗的一种解读,可信度较低。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也记载了一些本事诗,其序中虽说“其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笔”,但本事内容却前后矛盾,如令狐绹看见李商隐“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的门上留诗,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态度。对温庭筠悼亡李羽处士的诗“终知此恨销难尽,辜负南华第一篇”进行了另一个故事的改造。此外,李冶和薛涛在幼年时作的联句皆被父亲认为是未来将为不良女子的谶言,其故事何其相似,又多么荒谬。
三、唐代艳诗艺术风貌新变
(一)唐代艳诗风格的承袭与创变
艳诗的发展源远流长,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突出的风格特征。中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诗文的发展也具有相同的风格转变,从上古的自然淡远到中古的柔媚巧制、密丽华贵,再到唐代的派系众多、异采纷呈。
《诗经》中的艳诗高古素雅、自然而无邪,而楚辞则是“情怨郁伊”“艳溢锱毫”,汉代之赋则富丽宏赡、铺陈摛采。汉人作诗“带有自然创作的成分,为情感的成分多于为艺术的成分,吟咏性情、自我宣泄的成分远多于竞艺炫才的成份。”正所谓“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从曹植、曹丕及建安七子的创作看,建安诗歌开始有了由质入文的倾向,太康诗风则更加繁缛艳丽。从曹魏开始,艳诗中男性观念构造的女性已失去了汉代还依稀尚存的气节,变得柔靡软媚,乃至造作。
唐代艳诗总体上,取六朝之丽、之清,辅以风气,熔炼旧意旧句,改变了齐梁兴象风骨全无的困境。“在乎文章,弥患凡旧”,唐人的创新意识较强,风格屡变,艳诗作者往往能够自成一派。
(二)唐代艳诗艺术手法与效用的新变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世学诗多以盛唐诗人为宗,原因之一在其艺术手法高明,使得唐诗兴象玲珑,饶有意境。唐代艳诗从盛唐开始,由刻画到留白,变比兴、情景分离为情景交融,加之与广大社会接轨,借以抒发人生感慨。唐代艳诗改变了齐梁艳诗单调的书写模式,变得具有审美性、趣味性、可读性。
唐末诸家,如曹唐、李群玉之流才是真正的“文多而无情”,艳诗再次处于情景分隔的状况,写情趋向于齐梁的浅滑一格,写景也丧失了齐梁的清丽之美。总之,从齐梁之前的比兴到齐梁写景的烘托再到唐诗的情景交融,情与景的比例关系渐渐有了明显的变化,即情思的直接表达渐自减少,景色的描绘渐自增多。
结语:
艳诗作为载道之体的对立物,渐渐瓦解了礼教对于情欲的束缚,唐代尤其是中晚唐作为古代个人意识高涨的第二时期,艳诗无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有明显的变化,对晚唐五代词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唐代诗人与前人相比,敢于书写自我的恋爱体验,反映与批判社会现实,追求风格与诗旨文质并重的结合,因此唐代的艳诗兼具审美性和厚重感。
唐代艳诗在内容层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源于唐代社会风气、诗人身份与审美追求的改变。这些新变首先表现在女性的形象具有了精神与美感的立体全面性。且因安史之乱、僖宗再此幸蜀的政治影响,女祸论在唐代艳诗中体现出由沉寂到兴盛,再到消退的衍化。此外,唐代诗人自我恋情体验书写的内容较唐前明显增多,友情诗也逐渐加深了艳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