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主词对词境开拓和词格提升有什么意义

李后主，世人向来尊为千古词帝，言此人爱好词章，又身为一代帝王，为帝王作词中的佼佼者。然则李后主之所以身为词帝，更在于他对“词”的贡献。如同沈际飞说:“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

对此，王国维曾有更精确的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逐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样看来，后主的词不仅艺术价值颇高，而且在词的形成和提升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后主词以亡国后为佳，是谓“史家不幸诗家幸”。后主将一腔亡国哀思寄寓词句之中，更显功夫。

李煜词句中的亡国之情

要论及李煜词作中的深切情意，首先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他为什么选择了词来作为自己言情的载体？要知道，五代时，词是小道、艳科，后蜀欧阳炯《花间集序》论词的功能道:“有绮筵公子,绣花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又有所谓“诗以言妻，词以赠妾”的说法，因此若干年后苏轼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单论文体也惊起一滩鸥鹭。

自五代到北宋初，士大夫或有以词赠姬妾娼妓的，却并不因此自矜，此时的词还是不入流的文学创作。而后主身为帝王，以此闻名甚至屡有佳作，是自轻了。

但是，也就因此，以词寄寓亡国之恨，反而是安全的，犹如后世屡屡以女写男来规避文字狱一样。那时如果宋室以词罪人，只会影响到赵宋的形象甚至合法性，徒遭耻笑而已。这也是李煜敢于在词中寄寓幽怨的原因之一。

李煜的后期词作，开头便是无穷无尽的亡国之情，然而这种亡国之情表达起来却并不单调，颇有九曲回环之感。

首先是故国之思与去国之恨。《长相思》中写道，“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后主言明自己与家乡是山远天高，无缘再见了，相思之情染红了枫叶，分明一腔碧血丹心；菊花开了又败，不仅使人感到时光飞逝的无情，还有“明日黄花”之叹，而塞雁尚且能够南渡北归，自己却“人未还”，更显孤寂。

此时后主作为南人，却以塞雁自比，归处不同，也与王摩诘“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最终以“一帘风月闲”作结，盖风月乃自然事物，无悲无喜，风月常在，人事俱非，更添一重寂寥绝望。

其次有对家国故人的思念关心和对自身境遇的伤感。《破阵子》写，“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开头是对故乡家园的想念，一转变为对过往纸醉金迷生活的怀念，又杂些许自嘲，以沈腰潘鬓极言憔悴，更添悔恨。如今仓皇辞庙，归为臣虏，亡国辱身，辱之极矣！彼时垂泪对宫娥处，这“宫娥”，也并非实指，而是“静坐说玄宗”的宫娥，是“只是朱颜改”的宫娥，是他过往帝王生活的见证。

再次还有对过往人事的愧疚和对人生的思考。《乌夜啼》写，“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狂风骤雨的夜晚愈发引起他的思绪，于是借酒消愁，最后半醉半醒、半梦半醒，悔恨自己的昨日荒唐，然而世事漫随流水，无法挽回，只好就此醉去，算来一梦浮生。

这些寄寓亡国之情的后期词作与他的前期词风有很大不同。以“异国非所志，烦劳殊清闲。惊涛千万里，无乃见钟山。”为例，虽然此诗名为《亡后见形诗》，然而文体为诗，直说“异国非所志”，且其中情感虽然有忧愁郁烦，却无哀婉凄绝处，疑为亡国之前所作。

亡国之后，他的境遇为之一变，词作也褪尽之前的脂粉气，变得“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使他自己的诗词水平得到升华。以词言情，固然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无奈，然而也正是他这些亡国之后的作品，使词的创作迎来一阵新风。

后主词在词的开拓中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词在五代到北宋是“小道”，不仅被人看轻，而且为人所不齿，如果身居高位而正经作词，甚至是一种“黑历史”。《南唐书》卷六《女宪传》记载：小周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

后主乐府词有“钗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为诗以讽焉。小周后未成为皇后之前常与李煜在禁中厮磨，后主作艳词传于外，人不见怪，然而一旦纳为皇后，群臣马上讽谏，可见词体之卑。

那么后主之作词，以王国维看来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后主之对词的开拓所做的贡献也在其中了。

首先，后主词为词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使词的内容突破了男女之情、风月故事而变为可以直接书写士的痛苦和更宏大的思考，“境界始大”。

尤其是后主之后，颇有一批词人受此启发，于逆境时弃诗作词，委婉表达自己的心境而又能规避风险，免于猜疑。当越来越多的诗人将词引以为精神的乌托邦，词也就从伶工之词转为士大夫之词，其中或有风月闲愁，也成为“香草美人”式的一贯表达。

其次，后主词的审美价值也一贯被人认可。在宋文人中，苏辙称其“凄凉怨慕”,李清照赞其“文雅”“奇甚”,皆可看出宋人对李煜词的欣赏，在柳永之前，李煜词受到了众人的模仿和欣赏。即使这种审美价值主要是遣词造句的功夫，也可见李煜词影响之广了。

第三，从情感上讲，抒发情感的主体这时候发生了转变，从为他人言情的“伶工之词”，变为抒发胸臆的“士大夫之词”。后主以词言情自不必提，而在他之前的词往往辞藻追求华丽，于情却虚浮。

胡应麟说，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魄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这就是说温、韦的词辞藻华丽然而气韵不畅,内容贫乏，相比之下李煜词却一气呵成，清便婉转。

这是当然的，后主之前，词的主体和内容都围绕伶工娼妓之类，然而不是他们自己所做，是出于文人之手，难免不真，而且有想当然的虚幻、猜度的可能，这样词中的就不是这些人本身，而仍然是文人眼中的他们。自从李后主之后，这种代他人言情的限制被突破，词语的情感表达就更真切了。

明人甚至对他推崇备至，说后主是“宋人开山祖”，是“词之正宗”，这种评价也需要历史地看待。

第四，从表现力上看，胡适认为李煜词是“歌者之词”,“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这就是说词在此之后更加地具有了表现力，所谓“曲子词之有真生命,盖自后主实始发扬。”又是一重突破。

除此之外，后主对于词的地位自卑而尊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是“词体诗化”的预演，文体上有了提升，词格上也有了提升。传统诗学观认为诗言志,词言情,后主却直接用词抒发内心感慨,赋予词体以诗的功能,极大地拓展了词语的表现力,突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词学观。

这种“诗化”，就是说赋予诗的真情、诗的功能、进而取得诗的地位。后主使词能够托物言志，柳永变曲子词为长调，苏轼出婉约入豪放，使词摆脱曲调的限制，不再“填词”，词的境界、意境、品格从此极为开阔。

近人龙榆生说“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抒身世之感与悲愍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于《风》、《骚》之列”，此之谓也。

小结

亡国是李煜自身的痛苦，但却促使他探索词的更开拓用处。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这是赵匡胤以胜利者姿态作出的点评，而他也确实开拓了自己的精神天地，一派刺骨的胸襟。

用词，他委婉地写出自己的亡国之思，却也从此使词的意境、境界有所突破和提升，开词体诗化之先河，成为一代词宗。

因此应当说，文学和艺术价值之外，李煜之所以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由来并非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