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将美人这一意象独立出来,使笔下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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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曹植的“怨妇”诗，在继承“怨女弃妇诗”传统的基础之上，受社会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经历等影响，将自身遭遇与怨妇的境遇结合起来，在表达怨妇悲惨命运的同时，发展了怨妇诗的政治指喻传统。就艺术手法而言，曹植在继承屈原“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基础上，将“美人”这一意象独立出来，使得笔下的“怨妇”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个性。曹植将怨妇诗与政治诗合流，以男女比喻君臣的写法，成为后代文人创作普遍遵循，对“怨妇诗”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象征性诗歌

这一时期创作的怨妇诗有十余首，按诗歌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叙述无辜被弃妇女的悲惨命运，来表达惨遭君王抛弃的悲痛心情以及重得眷顾的期望，以《种葛篇》和《浮萍篇》为代表。《种葛篇》描写的是一个因容颜苍老而被抛弃的女子。诗歌以种葛起兴，回忆初时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美好时光，可谁知“行年将莫晚，佳人怀异心”，种葛尚且自成阴，而人的感情却不能长久。昔日为同池鱼的恩爱夫妻，今为商与参，看似是在写感情分崩离析的夫妻，实则暗指自己与兄弟本是同根生，却“君若清路尘，妾为浊水泥”，诗歌结尾将一切都归咎于天命，认为自己的命运如此，没有丝毫怨言。朱绪曾云：“此亦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慷慨之词，篇中葛藟、棠棣，皆隐寓兄弟之意思。”《浮萍篇》与《种葛篇》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以物起兴，不过与《种葛篇》不同之处在于，此诗女子并不是因无子而被抛弃，而是因为丈夫有变心有新人了被残忍抛弃了。事实上两首诗歌中的女子，她们在各自的婚姻生活里都是任劳任怨，并没有犯任何错，却无故被弃，对于作为君王的曹丕来说，曹植就像两首诗中的女子一样，无论怎样卑躬屈膝，俯首称臣都不会换来君王的垂爱。赵幼文认为《浮萍篇》乃是曹植“托喻于弃妇，虽望旧恩中还，然微示决绝之意，亦耻干媚以求亲，不欲委婉以自容，而自乐其乐，以尽余年。”

二是借饱受相思之苦的思妇形象，表达与君王的分隔而产生的痛苦之情。这一类诗歌包括《杂诗·高台多悲风》《西北有织妇》等，其中《七哀》尤以情辞委婉恳切，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诗歌在内容上可以分三个层次，开头四句描写的是一位独守空闺的思妇，在流光徘徊的夜晚里发出悲愁不尽的叹息。接着又介绍思妇的身份来历，以及与君相别十年的经历。后四句将叙事转为抒情，因夫妇相别甚久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发出“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的感慨，在遭受思念折磨的痛苦后，愿化为西南风入君怀。诗歌的最后四句，以一种低微的姿态乞求能与夫君会合谐。此诗有明显的寄托之意，思妇对夫君的冀希，隐射了曹植对君王垂爱的渴望。刘履评此诗云：“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沉浮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泽流布之盛，以发下文独不见及之意嫣”。其他几首诗歌也是情辞婉转，哀怨悠长，虽然在内容选择与遣词造句方面不尽相同，但诗歌所蕴含的思想主题都是一致的。《杂诗·揽衣出闺中》写的是闺中思妇对在外奔波的丈夫的思念、疑虑和期待，全诗围绕着思念丈夫这一主题展开，曲折深入情真意切。与《杂诗·揽衣出闺中》不同的是《杂诗·西北有织妇》，描写的是独守空闺的织妇对从军的丈夫的深沉思念，“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丈夫一走杳无音信，在丈夫生命都是未知的情况下，仍然死心塌地地等待着，结尾两句“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与《杂诗·揽衣出中闺》中的“傥终顾眄恩，永副我中情”都是借思妇怀念游子的口吻，表达心中对君王垂爱的无限渴望。曹植后期创作的怨妇诗，与前期作品有所不同，多非写实，多用比兴悬象设景，营造氛围，只为抒情表意。

三是借“美女”不遇良人的遭遇，表达怀才不遇的幽怨之情。如《杂诗·南国有佳人》《美女篇》等，这类诗歌往往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明显不是写实性诗歌，而是托象以寄托意。如《南国有佳人篇》，诗歌刻画了一位华容若桃李的南国佳人，然而时俗薄朱颜，荣耀难持久，借佳人的遭遇，寄寓自己怀才不遇，希冀能为世所用的心情。总体而言其怨妇诗继承了《诗经》哀而不伤的特点，既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哀怨愤懑，又继承了古代诗歌“中庸克制”的传统，诗歌清丽而又不失刚劲，其怨妇诗借弃妇的悲惨命运来写自己被君王抛弃的幽怨，为后代文人“臣妾意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独特的怨妇形象

在古代诗歌中，从不缺乏对怨妇的描写，而曹植在继承《诗经》《离骚》等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独特创造力，写出独具风格的怨妇诗，这些怨妇虽然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世遭遇，但她们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共性。

（一）怨而不怒地倾诉

曹植诗歌中的怨妇，她们有的因为无子而被残忍抛弃，也有的是因为年老色驰丈夫变心而导致婚姻破裂被弃，这些怨妇都因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害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她们虽然在倾诉自己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痛苦，但没有任何的愤怒怨恨之辞，甚至认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为命运的安排。比如《七哀》中所描写的弃妇，因与“君行逾十年”的丈夫长期分隔两地，二人早已“沉浮各异势”，恐难以会合谐，面对这样的境况，除了无尽的哀叹、思念与等待之外，别无他法，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她连选择重新生活的机会都没有，在她往后的生活中只有无尽的等待和叹息。其他怨妇的命运也是如此，面对色衰爱驰的担忧以及独守空房的寂寞痛苦，只是一味地叹息、哀怨。在悲叹弃妇遭遇的同时，看到的是大部分社会女性的身影。

（二）矢志不渝地等待

在曹植的笔下，不管是未嫁的女子，还是已婚的妇人，对待爱情和婚姻都是非常坚贞的，对于未婚的女子来说就是等待一段美好爱情的到来，等待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对于已婚的妇女来说便是冀希夫君能够回心转意二人重归于好。例如《杂诗·揽衣出中闺》中的怨妇，明知“欢会难再遇，阑芝不重荣”，却仍然非常恳切地将自己比作坚定依附于坚松之上，把自己比作漂浮于流水之上的浮萍，不仅要为自己爱的人穿衣结带，“朝夕不堕倾”，以表自己坚定与忠诚。而《西北有织妇篇》与《七哀》中的怨妇则分别以“愿为南流景，驰光照我君”“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表达希望得到恋人的眷顾，这种坚定甚至有些低姿态的忠诚与等待，何尝不是曹植对君王垂爱的恳切渴望，可谓情深意切，催人泪下。

三、怨妇诗的艺术手法

（一）运用独特的意象

1.明月意象

在曹植的怨妇诗中多次出现“明月”意象，古诗中的“明月”往往作为思乡怀人的象征，在描写思妇的怨女诗中，其蕴含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首先，对于独守空闺的思妇来说，明月是其独居生活的见证者，对思妇的愁绪的描写，往往选取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万籁俱静，形单影只的孤妾只有高悬于空中的明月做伴，更容易勾起其思念佳人的情绪，明月作为思妇独居生活的见证者，不仅见证了思妇孤苦的情感生活，也是思妇在孤寂生活中的情感寄托之物。其次，明月能够突破距离的限制，成为思妇思念佳人的一种心理慰藉。虽然自己与丈夫相隔千万里，但是在夜晚二人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将心中的思念让月亮转达，更有甚者则希望自己能够化身为月亮，让光辉流照在丈夫身上，以便与丈夫相见。《西北有织妇》篇即是如此，女子乞望化身为高悬着的明月，伴随着挥洒的月光去会见自己思念之人，既展现了思妇的深切情感，同时也暗示了思妇的悲凉之境。

2.植物意象

除了“明月”以外，曹植的怨妇诗还多次使用植物意象，例如“石榴”“葛藟”“女萝”“浮萍”等。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作品以花草等植物来象征人的生命，并将它们融入爱情、婚姻等主题之中，曹植的怨妇诗继承了这一传统，用这些植物作为怨妇的化身，暗示了她们在婚姻中的地位，同时也是怨妇命运的隐喻。如《弃妇篇》采用“石榴”这一意象，象征着无子的女性，以石榴无子而引群鸟拊翼悲鸣来暗示弃妇也因无子而终将被被弃的命运。而在《杂诗·揽衣出闺中》一诗中，以“女萝”“浮萍”来比喻女子。“女萝”指的是一种垂悬的地衣类植物，多附着于古木枝梢；“浮萍”指的是一种生长于水田、沼泽或静水水域的植物，这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于，其必须依附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属于寄生植物，一旦离开寄生的对象便无法生存，在诗歌中也象征着女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表达其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与依赖，在表现女子在婚姻中卑微地位的同时，道出了整个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诗歌在表达女性命运的同时，也是在借怨妇之口，表达自己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与追随。

（二）运用比兴寄托手法

从“诗言志”的角度来看，曹植的怨妇诗大都是带有托喻性质的，即以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在继承《楚辞》“香草美人”的同时，又独具个人风格。《楚辞》往往借用“美女”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政治遭遇，而曹植的怨妇诗将这一意象构成要素独立出来，发展成一个独立饱满的意象。曹植笔下的“怨女”，与屈原笔下的美人不同，她们作为曹植自拟以托心志的意象，形象饱满鲜明，内涵深刻，自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兴系统，即用“怨妇”的悲惨命运关照自己的政治生活。除了将“怨妇”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的比兴系统之外，诗歌在刻画“怨妇”形象、叙述痛苦遭遇时也多采用比兴手法，如《种葛篇》《浮萍篇》《弃妇篇》，分别以葛藟、浮萍、石榴起兴。在《种葛篇》中，以葛藟起兴，即暗示怨妇似葛藟一般依附于丈夫，而被又惨遭抛弃的命运，诗中又将夫妇二人比作“同池鱼”与“商与参”，将二人前期与后期的感情进行对比，看似写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变故，实际则托喻自己与兄弟丕之间的分崩离析。除此之外也有整篇诗歌都采用比兴手法来描写的，例如《美女篇》《南国有佳人篇》，都是借佳人自喻以自伤的诗歌。

结语

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曹植因遭受亲情与事业的双重打击，诗歌创作因心境而改变，诗歌风格由积极乐观转变为哀怨忧伤。所作怨妇诗往往隐射自己的身世遭遇，借怨妇形象用曲折隐晦的方式，诉自己的身世之苦与政治生活上的悲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