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范仲淹与lt岳阳楼记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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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热播影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作为中国士大夫的典范，处江湖之远，则兴办学校、兴利除弊、惠泽百姓；居庙堂之高，则革新政令、整饬吏治、改革科举、砥砺士风。宦海沉浮，数进数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并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句。在诵读《岳阳楼记》之际，我们不仅为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景象所惊叹，更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风度与气节所折服。范仲淹经历了怎样的波澜人生？《岳阳楼记》中的忧患精神与爱国情怀，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建构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折射了宋代的何种社会、政治、学术与文化风貌？年9月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教授莅临屈子书院讲坛，以“范仲淹与《岳阳楼记》”为主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凤凰网湖南频道全球同步直播，在线参与人数多达45.4万；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王琦担任嘉宾主持。

李存山

听众提问：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座。请问《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体现的到底是儒家精神还是一般的道德思想？谢谢！

李存山：刚才我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儒、道、佛都具有的一种境界。“不以物喜”，就是不以自己得到了什么而高兴；“不以己悲＂，就是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因自己失掉了什么而产生一种“悲＂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功利计较的境界，不仅儒家有，而且佛教、道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具有这样的境界。但是儒家和佛家、道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不仅超越个人功利，而且有一种“孔颜之乐”“道义之乐”的境界，这就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社会的担当精神，追求“天下之乐”，这是佛、道二教所没有的。

钱穆先生在讲到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时，说这正是“宋儒所以自立其学”的根基。在此之前，士大夫的风气一种是追求“科举场屋”的个人功利，读书就是为了能中举做官，达身富贵；还有一种就是追求“释、老山林之趣”，以精神上的闲适散淡为价值取向。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就是要改变这两种风气，读书不是为了追求富贵，做官就要对社会负责任。范仲淹在一首诗中说“富贵非我望”，这也就是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明体达用之学”的“明体”是要学习儒家的经典，确立道德的信念，而“达用”就是要把学到的知识“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是与佛、道二教的价值取向不一样的，这也正是宋代新儒学根本的一个方向和宗旨。

听众提问：请问李教授，在当今时代如何看待儒学的价值和地位？谢谢！

李存山：当今儒学的发展，我认为应该思考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什么，当今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宋代初期，范仲淹说是“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儒学衰败，王安石也曾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当时的儒学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想宋代的新儒学就是要面对、解决社会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按范仲淹的说法就是要“救民之弊”，解决当时民众所处的困境，而这就要整饬吏治，并且通过培养一批新的士人，确立儒家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士人之修身，另一方面是社会之治理。因为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士是四民之首，而农、工、商阶层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往往不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士阶层就应该站在农、工、商阶层的立场上替他们表达诉求。刚才王琦教授讲宋代的士大夫有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是范仲淹首先提出来的，他当时说的是“共理天下”，而“理”就是“治理”的意思。

在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中有“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我们知道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要只有某一方面的技能，而应成为人格全面的君子。但是到了范仲淹时期，士人不仅要“明体”，而且要“达用”，所谓“达用”就是要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成王佐之器”。当时胡瑗的教学分“经义斋”和“治事斋”，而“治事”就是“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就是要学习“治民以安其生”的行政管理，还要学习军事、农田水利和天文历法等等。当时确实也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使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现在的儒学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儒家的道德境界与道德追求，在现时代仍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小人”是从道德上作的判断，而如果让老百姓即农、工、商阶层只言义而不言利，这是不可能的。种田的当然要追求粮食丰收，经商的当然要追求有利润，做工的也当然要追求有收入，所以农、工、商必然要追求他们的利益。“君子喻于义”这句话是针对读书人、准备做官和已经做官的人讲的。你既然是读书人，书读好了，学而优则仕，那么你就有机会做官，这时候你就不应该喻于利而应该是喻于义了。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不应成为市场社会，不应使全体人民都成为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尤其是官场不能成为市场。对于准备做官和已经做官的人来说，就要喻于义而不要喻千利。所以儒家的义利之辨，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把崇尚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在先秦时期就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太上有立德”,“太上”就是最高，其次是立功和立言。我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也不应该失去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我们现今也遇到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如官员贪腐的问题。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而如何整饬吏治？显然光靠道德约束是不行的，还要有制度规范。在中国现代社会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就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的法治的制度，这是与范仲淹那个时代所不同的。文化的发展是有“常”也有“变”，“常”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而“变”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与“损益”。我们对传统文化要继承其“常道”，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减损、有所增益。我们现在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当今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实现我们时代的文化复兴。

主持人：我非常赞同李老师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读书人、官员，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士大夫，要有使命与责任的担当。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并不断地更新，向前发展，其实也是得益于这样一批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去挖掘我们在传统文化中间值得继承的东西，并不断地发展、创新。一种学术思想体系一定是时代的反映，是为解决时代问题而产生的。当某个时代过去之后，相应地一些思想也会随之变得不合时宜，但一定有某种价值值得继承，并需要我们注入一些新的元素。中国文化就不断地在继承中发展，在变革中创新，焕发新的生机。儒学的发展虽然在历史上遇到了很多困境，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冲击，曾经也走向过衰落。但是直到现代，儒学依然没有断绝。为什么没有断绝？因为有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因素，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实际，促进时代新价值和传统儒学的融合，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与百姓们，要一起去探索与面对的。

各位尊敬的朋友们，感谢大家2个多小时的守候，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香草美人地，诗韵汨罗江”屈子书院讲坛下个月将继续开讲，邀请名家大咖,与您一起亲近国学，共享经典。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美满！

（王琦整理并经主讲嘉宾最终审定）

主编：朱汉民王琦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版次：年6月第1版开本：16定价：68.00元ISBN：-7---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如何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本书汇集了湖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在屈子书院讲坛演讲的内容，体现了朱汉民、景海峰、刘海峰、颜炳罡、彭林、程方平、李相海、董平、王中江、吴光、李宗桂、李存山、杜保瑞等教授关于乡贤典范、礼乐文明、家风家训、科举制度、知行合一、成己成人、中国文化精神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呈现了当代学者的家国情怀与文明传承的使命和担当，体现了他们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理性思索与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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