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文化中国人的用香与养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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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香的历史久远，香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有四点：

1.祀先供圣——礼仪的表达手段；

2.祛疫辟秽——草药的重要部分；

3.安魂正魄——宗教的必备用品；

4.启迪才思——文人的读书伴侣。

在至今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熏炉，良渚遗址里就出土了一件竹节纹灰陶熏炉，高11厘米，炉盖上有18个孔，所用的燃烧物是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草、木屑。

先秦时期，由于边陲和海外的香药(沉香、檀香、乳香等)尚未大量传入内地，所用香药以各地产的香草香木为主，如：兰、蕙、艾、萧、郁、椒、芷、桂、木兰、辛夷、茅等。战国时期，在室内熏香的风气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这从出土的熏炉可以看出，陕西雍城遗址的“凤鸟衔环铜熏炉”就是一例。

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人对香气的喜好是一种自然的本性，香气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可以用作养生。天子重于养生，除了在宫殿里燃香外，出行的车架上也要悬挂香草，士大夫也争先佩戴香草。屈原在《离骚》中就说，自己佩戴香草是效法前代大德，“修能”与“内美”并重。香气不仅是一种享受，也是对身心的修养。香气养生的观念对于后世香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特色。

汉代是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确立时期，著名的《黄帝内经》就诞生在这个时代，用香气养生的理论也在汉代得到整理和确立。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把种药分成三等，即上、中、下三个档次，并指出上药是用来养生的，可以久服，中药须斟酌服用，下药是治病的不可久服。在上药的罗列中，我们可见到麝香、木香(青木香)、柏实、榆皮、白蒿、甘草、兰草、菊花、松脂、丹砂、辛夷等传统香料或传统制香辅料，如榆皮、白芨、硝石。

在中医药理论看来，如同大自然是一个由阴阳两气组成的整体一样，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需要阴阳两气的正常循环才能保持健康。在中国医学中有关于病势的学说：如果“气”下行至足部后很难上行被称作“下陷”，子宫下垂、胃下垂、手脚发冷症属于此类病势；如果“气”上行至头部后很难下行被称作“上逆”，目眩、呕吐、咳嗽属于此类病势；如果“气”从身体里跑出来停留在身体的表面不肯回去被称作“表”，疹子、痤疮等属于此类病势；如果“气”集结在身体的中心不肯运行被称作“里”，消化不良、肿瘤等属于此类病势。

为治疗下陷、上逆、表、里这四种病势的疾病，便形成了具有升、降、浮、沉四种药势的中草药群。对下陷病势的疾病用升药势的药，对上逆病势的疾病用降药势的药，对表病势的疾病用浮药势的药，对里病势的疾病用沉药势的药。也可以归纳为：用具有升浮药势的药可以提高下陷、表的病势；用降沉药势的药可以压下上逆、里的病势。

那么如何定义药的药势呢？

将升降浮沉的理论与四气五味理论结合起来解释，便是：气温热、味辛甘的药具有升、浮的药势；气寒凉、味苦酸咸的药具有降沉的药势。而香料在中医药里是担当“升浮”作用的主要角色。但香料药性烈、药效猛，除紧急时刻不能大量使用。在预防医学的引导下，在日常生活中熏香便成为保证人体阳气上扬的保健措施之一。于是，香与茶一起成为保障人体中的阴阳两气正常“升浮”与“降沉”循环运动的两大保健品。

即使用现代医学的视角分析，用多种香料制成的药香的主要疗效也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1.行气作用。俗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药香辛香温通、行而不泄，具有很好的行气止痛作用。药香可以使全身的气血均匀地循环起来，当然就可以缓解疼痛。如癌症晚期的疼痛、痛经等。

2.发散作用。药香气香升散，有很好的发散作用。比如有人因外感风寒，邪气入中，又饮食过量产生内热滞食，使用药香会大大缓解以上症状，使人体内外通达。从这个角度来说，沉香对脾胃疾病有很好的预防治疗作用。

3.助阳作用。药香是纯阳之物，可温养脏腑、舒筋活络、壮阳除痹。比如有人久病不愈、精冷肾伤、形寒肢冷，使用药香可以大大缓解以上症状。从这个角度来说，沉香对精冷不孕、便溏肾亏有一定的预防治疗作用。

4.消炎作用。药香对一般的细菌和病毒有抑制抗菌作用。

5.松肌作用。药香中挥发油成分的麻醉作用能减缓人体平滑肌的收缩，能对抗痉挛，对中枢神经系统也有抑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药香对哮喘、胃痉挛、心肌缺血、因精神紧张而引起的血压升高等症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由此，熏香养性、熏香养生成为汉代香文化繁盛的内因动力。自汉代起，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就被纳入了中医药的范畴，成为中医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被纳入的过程与结果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文化根基”格式化的使然。

趁中医药大兴之时，两汉时期熏香风气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流行。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公元前年)即发现了熏炉、竹熏笼、香枕、香囊等多种香具，墓中还同时出土了许多香药(辛夷、高良姜、香茅、兰草、桂皮)，其中还有一个盛有香药的陶熏炉，此熏炉里还留存有高良姜、辛夷、茅香等混合香草。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博山(仙山)炉”呈海上仙山的造型，可见汉代人将熏香看作了养生长寿的途径之一。

六朝时期，边陲和域外香料大量进入内地，药香品种已经基本齐全。人们按照中医药的理论审视外来香料，按照中药的制作方式，用外来香料和本土香草合香，选药、配方、炮制出品目繁多的药香。就用途而言，有居室熏香、熏衣熏被、香身香口、养颜美容、祛秽、疗疾以及佛家香、道家香等；就用法而言，有熏烧、佩戴、涂敷、熏蒸、内服；就香品的形态而言，有香丸、香饼、香炷、香粉、香膏、香汤、香露等。

东晋的范晔还写下了《和香方》，可惜正文已佚。但陶弘景的《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一种用来熏衣服用的香丸的制作方法：说用一两沉香、一两麝香、一两半苏合香、二两丁香、一两甲香、一两白胶香捣碎后加蜂蜜，用来熏衣服。此种用于熏烧的香丸的制作方法与用于内服的药丸的制作方法完全一致，并且香丸的成熟年代也在药丸普及的六朝时代。可以说，香丸即是药丸的一种；药香即是中药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这样，中国的药香体系在中医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形成。药香成为中国香文化中形成时间最早、最核心、最独特的部分。

唐时期，国家空前强盛，香文化也获得空前发展。香品种类更加丰富，用途更加广泛。随着人们对中医药理论认识的加深，药香的养生功效也得到了进一步认同；随着中药方的整理问世，香方也被大量整理记载。

《外台秘要》引《广济方》的“吃力迦丸”即是著名中成药“苏合香丸”的原方。唐代医方注明：此香丸可防治瘟疫，可治卒心痛。此方使用了几乎所有的重要香药，如麝香、香附子、沉香、青木香、丁子香、安息香、白檀香、熏陆香、苏合香、龙脑香。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还记载了一种“熏衣香”：

零陵香、丁香、青桂皮、青木香……各二两，沉水香五两……麝香半两。右十八味为末，蜜二升半煮，肥枣40枚令烂熟，以手痛搦，令烂如粥，以生布绞去渣，用合香，干湿如捺麨，捣五百杵成丸，密封七日乃用之。

唐代的含服香利用也很流行。“五香圆”(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香附子、甘松香等十一味)是一种口含的香药，如黄豆大小，常口含可使口气发香、身体发香。

宋元时期，香的利用已经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药香养生的理念如同饮茶养生一样已经成为人们自觉的日常行为，并上升到了精神文化领域。这使中国香文化达到鼎盛。宋代文人盛行用香，写诗填词、抚琴赏花、宴客会友、独居默坐、案头枕边、灯前月下都要焚香，可谓香影相随、无处不在。

宋代还有很多香学著作，广泛涉及香药性状、炮制、配方、香史、香文等内容，有丁谓的《天香传》、沈立的《(沈氏)香谱》、洪刍的《(洪氏)香谱》、叶廷珪的《名香谱》、颜博文的《(颜氏)香史》、陈敬的《陈氏香谱》等。仅在《陈氏香谱》中记载的香方就有余种之多，举例如下：

“汉建宁宫中香”：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四两、零陵香四两、檀香四两、白芷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一两、生结香四两、枣子半斤、一方入苏合油一钱，右为细末炼蜜和匀窨月余作丸或爇之。

尽管宋以后的中国香文化呈多样化发展态势，但用香养生始终作为其根本的理念，这反映在人们在制香过程中仍然沿袭着与制作中草药一样的方法，在配料方面多用本土的中药材而少用舶来的纯香料，香的用途多在预防疾病、清洁环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