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中国文化的为己之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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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明伦书院特聘讲师。

楼宇烈先生莅临陕西土生书院指导

“为学”与“为人”的统一

读书是为学的主要途径，其目的也是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所以读书以后若能变化气质，那样的读书才有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开卷有益”，那么，读哪些书才会对我们有益呢？现在的书分类很细，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籍的分类是比较简单的，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从经书来讲，它讲的是一些普遍性的法则、规律，正如杜预注释《左传》所说“经者，道之常”，这个常道可以贯穿古今万物、万理，是一些最根本的认识天道、地道、人道的道理。

史，就是历史。司马迁认为天下的学问无非两大类，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少卿书》）。“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就是了解人事的变动、朝代的更替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所以史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此我们就会明白，读经书是为了明天理、晓人道；读史书是为了通古今、知兴替。所以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徵传》）古人又说：“观今宜鉴古。”我们要看清今天的问题，要拿历史当一面镜子来对照。过去我们也说这么一句话：“忘却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总而言之，历史的延续、继承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承载着文化，不知道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历史，也就不会认同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文化，这样的人，要让他来热爱国家，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怎么可能呢？因此，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就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定庵续集》）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子书。子书讲的就是各种学派对天道、地道、人道的认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各种事物的认识，人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思考，提出不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见解，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地区，人们也经常对同样的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不是整齐划一的，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以诸子百家对各种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对同一个事物也有不同的看法，明白了这一点，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集部的情况更复杂多样了。过去集部里又分出了总集、别集、专集，各种各样，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有助于我们长见识、养性情。但我们读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长知识、增技能，而在于明白更多的道理。《中庸》认为读书首先要博学，何谓博学呢？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黄侃先生说：“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所以博学的落脚点是明理，而不是记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智慧型文化，不是单纯地学知识的文化。知识是静止的，智慧是变动的。智慧是一种运用知识、发现知识、掌握知识的能力。

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依智不依识”，要我们依靠智慧的“智”，而不是知识的“识”。佛教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教有唯识学。唯识学认为，人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认识现象世界，这六种感官功能可以识别、分别事物，所以“识”的功能就是识别、分别。眼可以去分别不同的颜色、形状，耳可以去分别不同的声音，鼻可以去分别不同的气味，舌可以去分别不同的味道，身可以去分别不同的质感，意可以去分别不同的观点、思想。根据佛教的观念，人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就是分别，分别以后，不能将其融汇起来，不就成了痛苦吗？所以要用一种能理解世界本质的智慧去破除这种分别的知见。佛教唯识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转识成智”，要能够突破、超越“识”的局限，用般若智慧打破“分别”，然后融会贯通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放下执著，所以佛教也提倡智慧。

儒家更是如此了，强调学习一定要融会贯通。《论语·述而》里不是讲了吗？“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孔子的教育理念，若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能继续教下去。中国文化认为万物有一个共同的道理，掌握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运用到任何方面去。

我们若要读书，经、史、子、集都要读一点，通过阅读来开阔眼界、改变性情、增长智慧，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人，用古代的话来讲就是成为一个君子。《楚辞》里面有很多篇章赞美香草美人，现在的人读到美人就以为是美貌的女子，其实是指完美的人，是君子。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光读书也不行，所以《中庸》里讲既要“博学之”，又要“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更需要“笃行之”，要落实到行动上来，知行合一，学修一致。近代学者段正元讲过这样两句话：“读书万卷不如知道一言”，读了万卷书，不如记住一句有道理的话；“著书千册不如实行一事”，写了千册书，不如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读书要跟实践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所以读书的目的是明理，不要只去记一些章句。

所谓“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学习、受教育是为了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而不是为了向人炫耀。教育的功利化其实始于元代，书院逐渐变成科举应试的培训基地了，到明清两代，教育越发僵化。但总体而言，科举的目的并非全民教育，它是想培养社会精英、道德楷模。至于一般的百姓，他懂得一点知识后可以去寻师学艺，只有少数人继续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大道理。学懂了这些大道理就是社会的精英，做官的也大多是这些人，他们应该把这些道理贯彻到为政的实践中去，以此来端正社会风气，而不能贪赃枉法，败坏社会风气。因此，科举考试不是专业考试，而是一种全面的、宏观的、整体性的考核，以此来检验应试者有没有为政的能力。古时候很多大官的学问并不一定非常专业，但他们知识广博、多才多艺，儒释道、琴棋书画都有所涉猎，而且能够融会贯通。这些才艺使他们有全局的观念，有整体的修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到任何地方做官都能够造福于民。例如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却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他被贬到杭州则修苏堤，被贬到黄州则赋赤壁，被贬到儋州，即海南岛，他也能够使当地的经济文化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推动了海南岛的开发。这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胸怀和志向，这种社会的责任感，也就是匹夫之责，一直没有忘怀。虽然不得志，苏东坡还是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很乐观，很潇洒。

中国文化强调人怎么认识和管理自己

人怎样认识自己？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学问都是这样的，有些观点被否定了，我们可以来探讨，有些理论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重视，可是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化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丢失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个根本精神是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应该向内看，可是我们现在通常喜欢向外看，正如我们面对眼前的世界，就只看现实的世界。西方人在他们的宗教文化里面看到的世界，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世界，而是看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力量。以至于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他也要去探求一个外力，在他的眼中，世间万物如此神奇，人与自然如此和谐，天体运行如此周密，却不相信世界能够自成一套运转系统。于是他经过思考、研究，认定有个外力在推动宇宙的运行。

中国文化则不然，我们强调自我运转，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完善。自我运转的动力，是内力，而非外力。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是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是周行不殆、生生不息的。但是在这世间万物当中，人是最为根本的。所以在天地万物中，人为贵；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人经常被相提并论。因此天有其时而生育万物，地有其财而滋养万物，人有其治而管理万物，人在天地之间，顶天而立地。我们不去世界以外去探求一个主宰者，而是就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来寻找，那就是我们自己，人就是天地万物的管理者。

既然如此，人居于怎样的位置呢？人在天地之间又该怎样来认识自己呢？西方文化围绕着神来展开，强调的是怎样去服从神；中国文化则强调人怎么认识自己，怎么管理自己。

《尚书·蔡仲之命》里面有一句话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以说这句话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德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决条件，德行不好，就没有人和，也就没有地利、天时。这里说的还是人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德行的提升。既然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那么人就要靠自己来管理好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西方文化中造物主的概念，这在儒家文化里体现得特别突出。

那么道家文化呢？也一样，道家强调回归自己的真性，就能够成为真人、至人、神仙。《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所以道家养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吴医汇讲》），可以视为养生的秘诀。“去其所本无”，就是去掉人本来就没有的；“复其所固有”，就是恢复本来所固有的，这就是“保性命之真”。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也强调心，要恢复清净的本心，要认识自性本来是清净的，人只是由于外在的各种干扰，失去了清净的本心，所以才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佛家主张通过勤修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佛教文化并不只是祈求佛祖、菩萨来保佑自己，而是要开启自己的智慧，认识到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本真，然后能够回归本来清净的本性，能够放下，能够舍得。

责任编辑：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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